作者：Packy McCormick；来源：Not Boring；编译：Lynn，MarsBit

上周，Benchmark 合伙人比尔-格利（Bill Gurley）在 All-In 峰会上发表了关于监管俘虏的演讲（https://youtu.be/F9cO3-MLHOM）。

最后，他以一句“硅谷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他妈的远离华盛顿特区”作为结束语。

这句话很棒，它让全场沸腾。监管俘虏太烂了。

我是在跑步时听的，他说这句话时，我做了一个非常小的、不显眼的握拳动作。

但当内啡肽消失后，我回想起来，这似乎更像是一个章节的结束。

硅谷之所以如此成功，可能是因为它离华盛顿特区太远了。硅谷一直是被低估的弱者，而当你是被低估的弱者时，你可以利用这种地位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

但当你是最受欢迎的一方，当你被寄予厚望，当对手设计策略阻止你获胜时，游戏规则就变了。你不能再仅仅在远离华盛顿特区的地方出奇制胜了。你需要接受自己已成为众矢之的的事实，并竭尽全力通过直接竞争赢得胜利。

这就是今天的硅谷。硅谷正在向能源、金融、医疗保健、国防、电信、教育、制造、汽车和白领工作等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行业发起冲击，并处处与精明的现任者为敌。

我们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奇迹时代。廉价的能源。丰富的智慧。超音速交通。分布式机遇。让数十亿人活得更健康长寿。不过，要实现这一机遇，硅谷需要做大量杂乱无章、赤手空拳的工作。

如果硅谷真的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它就必须认识到，它不能再回避华盛顿特区了。它有责任在自己的地盘上与监管俘虏作斗争，并取得胜利。

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让我给你讲一个我的失败经历。

胖仔快跑

在初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个胖小子。之所以说“大部分”，是因为我偶尔会去减肥，或者在篮球训练营期间不吃一个星期的午餐，或者为我们联盟每年举办的一次越野赛进行训练。八年级时，我变得又瘦又快，还赢了比赛。

所以在新高中一年级越野训练营的第一天，当麦卡平教练告诉返校的选手说有个新来的孩子可能会跑得很快时，帕奇-麦考密克，一个在初中比我早一年的家伙说："帕奇？他很胖。”

我在不胖的状态下参加了训练营。第一次在哈弗福德学院的小径上跑步，我就和校队的选手们跑在了一起。我跑了一整年的校队，是唯一入选的新生。我获得了全主线第二队的好成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跑得更快了。大二那年，我进入了主线一队，并在联赛中获得第六名。我击败了大三学生和大四学生。大三那年，我经常是队里跑得最快的。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独立学校锦标赛中获得第三名，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然后在春季赢得了联赛 3200 米冠军。对于一个胖小子来说，这还算不错！

高三那年，我担任队长，感觉很好。我将赢得一切。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特别令人失望的比赛后，我踢了费尔蒙特公园的击球笼，在那次比赛中，我输给了队里的一个后辈。我在州际赛上表现不错，但我没赢，也没得第三名，我想我只获得了第七名。

竞争对手学校的 geocities 网站上的这部分内容很好地总结了那一年的情况：

我的记忆力不是很好，但那场比赛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炎热的五月天。我在赛季初跑出了9分42秒的成绩——那是在一次邀请赛上，对手是速度更快的孩子，当时我并不指望能赢，压力也不大——如果再跑一次，我就能创造联盟记录了。不过，发令枪一响，我就知道今天不会是创纪录的一天，我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再次夺冠。

马尔文知道我的强项是耐力——我可以早早取得领先并保持下去——而我的弱项是最高速度——我没有踢腿——于是他们设计了一套策略来击败我。他们有三名实力强劲的选手。其中两人将我围住，撞我，拖慢我的速度，这样第三个人就能在最后 800 米时踢我一脚。如果我试图突破，两人中的一人就会在我前面冲刺，然后放慢速度，扰乱我的节奏。这一招果然奏效。高三学生达菲获得了冠军，而我在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中获得了亚军。这是毁灭性的。

我在那个赛季学到了痛苦的一课：成为后起之秀要比成为众矢之的的领跑者容易得多。

幸运的是，赌注不大。我跑得比另一个孩子快两英里，对世界来说并不重要。硅谷的赌注更大。它需要赢。

首先，它需要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我认为古利是对的：这是监管的俘虏。

监管俘虏

回到 Gurley 的演讲和监管俘虏。

监管俘虏是指监管机构为公众利益而设立，但却为在职者的利益服务。古利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比如 COVID 检测。

德国批准了 96 家不同的抗原快速检测供应商；而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只批准了三家。在德国，检测费用不到 1 美元；而在美国，则需要 12 美元。不出所料，FDA 负责批准抗原检测供应商的 Timothy Stenzel 曾为三家获批公司中的两家工作过。

这让你恼火吗？会！

会让你生气吗？当然！

会不会让你气到打电话给你的代表、换掉你的选票、到华盛顿抗议，或者组织一个游说团体，年复一年地拿出数百万美元的竞选捐款，让这种事情永远不再发生？呃......呃......不。

这就是监管俘虏的挑战所在。

在演讲中，古利引用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研究成果，他于 1971 年在《经济监管理论》中创造了“监管俘虏”一词。斯蒂格勒的合作者萨姆-佩尔兹曼（Sam Peltzman）在 1989 年的一篇后续文章中写道，《经济监管理论》的主要结论是：

古利要求听众跟着他重复“监管是执政者的朋友”。请大家跟着我重复这一句。如果你在办公桌前，可以小声说，或打出来，或发推特。好，我数到三——一、二、三。

“组织紧密的利益集团通常会以牺牲分散的群体为代价取胜”。

这一句话比其他任何一句话都更能说明美国进步的瓶颈。这意味着，少数大声喧哗、愤怒、组织严密的人可能会让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更糟。我们对很多事情都只关心一点点，这让那些只关心一件事的人占据了优势。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在《如何在12天内修复一个国家》一书中写到过这个问题。八月份伊利诺伊州宣布继续暂停新建核电站后，我在推特上也提到了这一点：

当你处于劣势时，你可以避开被占领的地区，或者将失败归咎于监管部门的抓捕。你可以远离华盛顿特区。

但在某些时候，你需要为胜利而战。

将斗争推向华盛顿

硅谷逐渐认识到，我们正处于这个转折点，尽管他们没有直接说出来。仅在上周，除了古利的演讲之外，我所在的社区讨论最多的内容有四篇：

埃里克-沃希斯的《无权限》

欧盟降低人工智能带来的灭绝风险

巴拉吉在《禅宗时刻》上发表的《科技部落》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埃隆-马斯克》

一篇关于完全规避监管机构的演讲，一篇关于让欧洲人监管人工智能有多危险的故事，一篇关于科技部落如何夺回城市的播客（分两部分），还有一本关于一个人如何突破多个行业桎梏的书。

我的“蜘蛛侠”意识正在蠢蠢欲动。这个话题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

在这些讨论中，政府本身经常被描绘成敌人，但我认为这是一种错位和徒劳的斗争。华盛顿是一种算法，有规则可循，尽管有时并不透明。如果硅谷想创造奇迹时代，它就必须学会这些规则，并在球场上赢得比赛。

我并不妄想知道硅谷如何在自己的游戏中击败现任者。我在这里已经是孤陋寡闻了。但我知道，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有几件事很重要。

资源充足、组织严密很重要。

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和马基-瓦格纳（Markie Wagner）在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选择好的任务》（Choose Good Quests）中写道，对于那些在职业生涯早期创建了较为轻松的公司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资源和人脉的创始人来说，在第二步工作中利用他们的经验、资源和人脉来解决真正困难的、对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他们的道德责任。他们称之为 "好任务"。

世界上充斥着需要大量等级英雄才能完成的好任务：半导体制造、复杂的工业自动化、自然资源发现、下一代能源生产、低成本和低劳动力建筑、新型交通方式、通用人工智能、绘制和连接大脑、延长人类寿命。这些决定未来的问题很难招募到人才，很难筹集到资金，也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资源最充足的企业来解决这些问题。

硅谷在元层面上也经历了同样的弧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积累了经验、资源和人脉，现在必须将这些投入到“好任务”中去。

这在公司层面已经开始了——我可以说出多家公司正在应对引文中列出的每项挑战——但为了让它们获得最大的成功几率和最大的影响力，硅谷必须在监管方面为它们提供空中掩护。

硅谷资源丰富，但需要更好的组织。目前，硅谷面临着斯蒂格勒在 1971 年写到的支持分散的挑战。“科技”是一个松散的集合，由使用技术来改进某些事情的人和公司组成。他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攻击不同的行业。

虽然科技界将苹果、亚马逊、谷歌、Meta、Nvidia 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称为自己的公司，但每家公司在面对一个成熟行业时，都可能面临资源更充足、组织更完善的现有企业。

加密初创企业面临的是金融服务业所掌控的监管机构，伊丽莎白-沃伦的反加密大军就是一个明证。核裂变初创企业面临着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及其支持的环保主义者所控制的监管机构，核聚变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演讲结束后，当 All-In 的主持人问他关于核聚变的问题时，古利似乎并不乐观。

硅谷现在拥有资源，它需要建立自己的监管机构，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并将人们团结在自己的使命周围。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和任何一项技术创新一样，都是一个很好的探索方向。

我认为电子会计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也意识到需要划清战线，而“加速”与“减速”或“增长”与“退步”的概念则是一个清晰的概念。这是我所见过的科技领域中最有力的谢林观点。

但它也过于生涩，难以成为主流。热力学、AGI 和卡什德夫天平能凝聚内部群体，但要获得必要的大众支持，信息就必须成为主流。

热情的大众支持很重要。

硅谷既需要与人们分享它所能创造的世界的乐观愿景（硅谷在这方面做得还可以，但并不出色），也需要让人们意识到，当现任者出于自身利益阻挠进步时，他们所面临的利害关系。

希望与愤怒。

在愤怒方面，人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从定义上讲，监管俘获是反消费者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小部分人就会以牺牲更多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利益。

古利分享的有关监管俘获的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

更昂贵的 COVID 测试意味着三家公司以数亿人支付更多费用为代价而获益。康卡斯特封锁全市范围的 WiFi 意味着康卡斯特以 150 万费城人的利益为代价。Epic公司让医疗服务提供商使用更糟糕的软件，这意味着Epic公司以数百万人的利益为代价，让他们更难应对本已复杂的医疗系统。所有这三个例子都与帮助美国走向伟大的竞争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故事应该让人们感到愤怒，而且它们还不是最糟糕的。

早在今年6月，我就对使用更危险的能源而非核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进行了快速而肮脏的分析，在过去30年中，死亡人数约为5900万。

这应该让人们感到愤怒，但这个故事并不像切尔诺贝利或福岛的图片那样引起共鸣，后者的致命程度要低得多。

美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抑郁症患者自杀，而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迷幻药配合谈话疗法治疗抑郁症的益处，却把它们列为第一类毒品，这应该让人们感到愤怒。

就在昨天晚上，罗恩就自动驾驶汽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这张图比较了监管较严和监管较松行业的商品价格，应该让人们感到愤怒。它应该被贴满全国各地的城镇，尽管它已经经常在网上被分享，但应该被更多人分享。

硅谷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反事实难以理解。我们很难理解，如果事情发生了变化，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使用更多核能而不是煤炭，会有多少人不会死去；如果对迷幻药的研究继续下去，会有多少人还活着；如果这些行业不被蚕食，医疗和教育会多么便宜。

硅谷需要想办法传播这些信息。

然后就是希望。

与此同时，硅谷还需要更好地描述未来的可能，以展示对当今人们生活的真正影响。

当然，这首先要从构建能够明显改善人们生活的技术开始。更安全的自动驾驶汽车、更便宜的能源、更便宜的住房、更好的药品。全面实现更便宜、更好。在落后阶段，社交媒体和 SaaS 是宝贵的垫脚石，但在领先阶段，硅谷需要对日常生活产生更明显的积极影响。

当然，这里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法规的束缚会让硅谷难以真正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因此每当遇到路障时，硅谷就需要大声疾呼。古利指出，在监管俘获问题上需要增加透明度和沟通，这一点很好。

信息必须明确：如果你让我们来做饭，并与我们一起做饭，我们会让一切变得更便宜，并提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在最近的一次播客中，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亿万富翁和普通人使用的都是同一部 iPhone，连接的都是同一个互联网。除了土地，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这样说。

人们需要有足够的动力给他们的代表打电话，换掉他们的选票，到华盛顿抗议，或者组织游说团体，年复一年地拿出数百万美元的竞选捐款，让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同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硅谷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

好消息是，虽然骗局和爆炸事件成为头条新闻，但我真心相信硅谷是站在真理一边的。硅谷的激励机制与普通民众的激励机制相比，与在位者的激励机制更为一致。当科技公司能够为更多人提供更好、更便宜的东西时，他们就赢了。

玩长期游戏很重要。

像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这样的硅谷名人都在谈论玩长期游戏的重要性。在这场战争中，这一点比任何一家公司都重要。

这场战争肯定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多年的战略组织、清晰的沟通，最重要的是兑现承诺。当硅谷成功击败某个行业的监管俘虏时，它需要证明自己确实取得了成果。每当它做到这一点，它就会为下一场更艰苦的战斗赢得支持。

科技资本主义与美国，在其最佳状态下，是相辅相成的。硅谷的责任不是推翻制度，而是改善制度，让支持增长的候选人当选，与监管机构合作，帮助他们履行职责，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并证明政府和企业可以为所有人的利益共同努力。

如果它成功俘虏了华盛顿，就需要做一件最难想象的事：利用这种俘获为创新和人民谋福利。它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开源监管，并向下一个后起之秀敞开大门。

事实上，领先的科技公司已经在试图利用监管俘虏为自己谋利，这表明这一挑战将是多么困难，但却至关重要。

如果硅谷的使命真的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那么它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领导责任，代表人民与在位者抗争，并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只有这样，它才能赢得展示可能的权利。

这就是赛场上的游戏：夺回华盛顿，让它变得更好。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硅谷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华盛顿特区走得如此之近，以至于能够从内部改善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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